中國歷史上的皇帝，名頭最大的，除了秦皇漢武、唐宗宋祖之外，論名聲好、名頭大、名望高的，則非宋仁宗趙禎莫屬。
他13歲登基，54歲去世，在位42年，是宋朝在位時間最長的皇帝，42年間，為政寬簡，為君寬宥，為人寬仁，政治經濟文化持續發展，尤其愛惜人才如命，獎引后進不遺余力，使許多聰慧而貧寒的子弟脫穎而出，共同奏響了文化和科技的華章，將宋朝的文化盛世推向了巔峰。
明朝大詩人鄒智曾評價宋仁宗：「宋之英主，無出仁宗」，給予了極高的評價。那麼，宋仁宗這個皇帝，究竟是個什麼樣的人呢？
宋仁宗的仁慈是十分有名的，有人稱為「千古第一仁君」，雖然貌似過譽，但以他至高無上的地位，和生誅予奪的權威，再觀察他工作中和生活中的一些細節，你會發現，這也并非過譽。
比如，作為皇帝，宋仁宗對天地和自然充滿著敬畏之心。有一天晚上，工作至深夜的他肚中饑餓，特別想吃燒羊肉，但考慮到民間總以宮中的需要而風動，擔心他晚上吃了燒羊肉后，老百姓會天天誅羊，便忍了。
第二天，與近侍閑聊此事，近侍說為何不讓人做了送來？仁宗說 ：「我若不忍一時之饑，便會引起無窮誅戮，此為暴殄天物。」在自己需要時，卻首先考慮的是對天地自然的敬畏，這樣的皇帝少之又少。
又如，他對身邊的侍從仆眾極仁慈。有一次吃飯，吃著吃著，突然牙齒一陣劇痛，咬到沙子了，侍吏趕快問怎麼回事，仁宗說咬了沙子了，然后趕緊對侍從說，千萬不要說我吃飯咬到沙子了，否則對廚師不利。
有一次，他在御花園散步，回來后趕快對侍女說，快拿水給我喝。侍女邊倒水邊說，外面沒喝水嗎？不是有管茶水的侍從嗎？
仁宗喝完后說，我散步時找了好幾次，沒看到當值的侍吏，又不好向其他人詢問，否則侍吏會因此受罰，所以只好忍渴而回。一個皇帝，凡事不是以自己的方便需要為要，而是先考慮別人的后果，替人著想，殊為難得。
宋仁宗不僅對侍從仁慈，對大臣和讀書人更是寬厚包容到讓人詫異。對于國家大事和人事任免，他都采取朝堂公議的公開程序。
有一次，他想提拔自己寵幸的張美人的伯父張堯佐為宣徽使，先同宰相們提議后，然后拿到朝堂上公議，結果提拔的方案剛一提出，御史包拯頭一個站出來反對，說無論口碑和功勞，張堯佐都不可能如此提拔重用，這是「超拔」，而且，包拯反對時義憤填膺，態度十分激昂，講話時唾沫四濺，濺了宋仁宗一臉，讓他又羞又惱，然而，面對包拯的反對，作為皇帝的他也只好忍氣吞聲，放棄了這個提議。
回到后宮，張美人興沖沖前來詢問，宋仁宗好沒氣地說： 「你只知道要宣徽使，難道不知道包拯是御史？！」他就是這樣，不霸道，不盛氣凌人，不倚權壓人，更不仗勢欺人。
宋仁宗愛才，如饑如渴。
他首先在科舉中發現人才。
宋朝如唐朝一樣重視科舉，而在仁宗朝為最盛。
宋朝最有名的那些文人，很多都是在宋仁宗朝通過科舉進入仕途，然后才慢慢聲名昭彰以至名揚千古的。
像蘇軾、蘇轍兄弟和王安石、司馬光、歐陽修、曾鞏、宋祁這些文壇巨星，像富弼、韓琦、文彥博、范純仁這些傳世名臣。
像理學家程顥，寫過「橫渠四句」—— 「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張載，像科學家蘇頌、沈括，像畫家文同，書法家蔡襄，全部都是宋仁宗通過科舉發現并使用的人才，像柳永，本來是個穿行于煙花柳巷的浪子，宋仁宗在科舉中因為柳永那句「青春都一餉，忍把浮名，換了淺斟低唱而親自批評他「且去淺斟低唱，何要浮名」的，但到了最后還是宋仁宗親自點名，讓年近五十的柳永順利過關，考上了進士，步入了仕途。
其次在工作中提拔人才。
宋仁宗一朝，是宋朝涌現名臣最多的一朝，像上面通過科舉入仕經過一番歷練后因宋仁宗重用而成為名臣的韓琦、富弼、文彥博、歐陽修、王安石、司馬光、范純仁（范仲淹的兒子）、包拯、蔡襄、蘇頌這些人外，那些不是宋仁宗朝考上進士的晏殊、范仲淹、種世衡、狄青等人，他們或為名臣，或為名將，皆是名重一時。
而且，看上面的名單你會發現，著名的「唐宋八大家」，除了唐朝的韓愈、柳宗元，宋朝的六人王安石、司馬光、歐陽修、曾鞏、蘇洵、蘇軾、蘇轍全部出現在宋仁宗一朝，其中除了蘇洵沒考上進士外，其他五人全部是宋仁宗通過科考錄取的進士，你不能說，這與宋仁宗沒啥關系。
還有，宋仁宗還在「恩蔭」中提拔人才。《辭海》對「恩蔭」的解釋是 ：「謂遇朝廷慶典，官員子孫承恩人入國學讀書并入仕。此制始于宋初，是門蔭制的擴充。」
這個「始于宋初」的制度，到了仁慈的宋仁宗當皇帝時，被高頻率、廣泛地使用，很多名人沒考上進士，卻通過「恩蔭制度」步入了仕途，實現了人生抱負，像理學大師周敦頤，與歐陽修并稱為「歐梅」的大詩人梅堯臣，便都是在仁宗朝通過「恩蔭」入仕的，宋仁宗真是「仁」到了骨子里。
所以，仁宗以他的仁慈給了很多人恩惠，讓很多人對他感恩戴德，念念不忘。而其仁慈之名亦天下共知，老百姓視若神明，據邵伯翁《邵氏聞見錄》記載，仁宗去世后， 「京師罷市巷哭，數日不絕，雖乞丐者與小兒皆焚紙錢，哭于大內之前。」
同時，「 （洛陽）城中軍民以至婦人孺子，朝夕東向號泣，紙煙蔽空，天日無光。」當宋朝將仁宗去世的消息送到遼國，據說「燕境之人無遠近皆哭」，連曾為「宿敵」的遼道宗耶律洪基都握住使者的手禁不住放聲大哭說： 「四十二年不識兵革矣。」那如喪考妣的架勢，是仁宗皇帝「千古第一仁君」之譽的最好注腳。
中國歷史上的「仁君」太少了，使得宋仁宗是如此的光彩奪目，名揚萬古。
也確實，皇帝手掌至高無上的權柄，一言九鼎，誅伐決斷不過一念之間，能做到宋仁宗這樣既敬畏天地自然，又對文人士大夫關懷備至，甚至對地位卑微的侍從奴仆都留心尊重，在古代，這樣的官吏都極少見，何況九五至尊的皇帝？
因此，他的仁慈顯得極其難得，也因此而讓那麼多優秀的人才呈井噴式出現，成就了文化上的「燦爛星空」，明朝文學家李贄便認為宋仁宗一朝： 「鉅公輩出，尤千載一時也」。這是宋仁宗真正的功績所在。
宋仁宗有許多優點，但他的優點往往又伴隨著缺點，潛伏著后患。就拿他的「仁慈」來說：
仁而無斷：宋仁宗也曾經是一個雷厲風行的皇帝，當年重用范仲淹開啟「慶歷新政」之時就是這樣。宋朝有幾個問題一直影響著朝局的穩定和國家的發展，這幾個問題自宋真宗一朝已經顯現，到宋仁宗初年已暴露無遺，什麼問題呢？一是收入太少，二是冗員太多，三是軍備太弱。
收入少，財政入不敷出。冗員多，朝廷不堪負重。軍備弱，老打敗仗，只得「花錢買和平」，只得盤剝百姓，朝廷和百姓更加不堪負累，形成惡性循環。當這介問題在仁宗朝積成沉疴之后，宋仁宗決定改革，火燒火燎將在延州（今陜西延安）與西夏作戰的范仲淹和韓琦調回，并任命范仲淹為參知政事（副宰相），主持改革，開啟「慶歷新政」。
所謂改革，實際上就是針對上述三個問題開藥方，無非三種途徑：找錢、減員、強軍。范仲淹在宋仁宗支持下，在韓琦、富弼、歐陽修等人的配合和幫助下，提出了 「明黜陟、精貢舉、抑僥幸、擇官長、均公田、厚農桑、修武備、覃恩信」等一系列改革措施，開始推行改革。
盡管范仲淹的這些改革措施遠沒有「王安石變法」措施的全面深入，遠沒有那麼觸動既得利益者的痛點，但任何改革都是利益的重新調整，都會或多或少地影響既得利益者的既得利益，范仲淹的措施「明黜陟」和「擇官長」都是針對冗員的，都會影響人一部分人的升遷進步，故得罪了一批官員。
「抑僥幸」是針對靠「恩蔭入仕」的那些人，既針對名不配位者，更針對「恩蔭」濫賞的行為，又得罪一批官員。「擇官長」旨在澄清吏治，涉及地方大員的考核和黜陟，任何一個因此下臺的都會對范仲淹恨之入骨，又得罪一批。
因此，這些被影響了前途和利益的官員便通過上書告狀、御史彈劾、謠言誣告等等一切可用的管用手段圍攻范仲淹，因為宋仁宗仁慈，耳朵又軟，凡事三個人說「不」他就會罷，或停。
于是，官員們一番對范仲淹和「慶歷新政」的謠諑中傷之后，只想著息事寧人的宋仁宗叫停了改革，將范仲淹調離了京都，他那首鼠兩端、蒼黃反復的性格在事件中暴露無遺，一場有可能改變宋朝國運、至少可以緩解一下朝廷困局的改革，就在宋仁宗那表面似「仁慈的決斷」而實際「仁而無斷」的決斷中草草收場，一切照舊。
仁而無矩：任何一個成熟而優秀的政治家，在治國理政過程中，必須是最遵法度、最守規矩的，無法則亂政，無矩則亂心。
宋仁宗確實「仁」，但他「仁而濫賞」，在位期間，他每年用于賞賜文臣的錢物高達百萬錢之巨，趙翼《二十二史札記》卷二五載：「宋制，祿賜之外，又時有恩賞。李沆病，賜銀五千兩；王旦、馮拯、王欽若之卒，皆賜銀五千兩。」
時任諫官的司馬光覺得這樣橫恩濫賞不妥，曾三次上書規勸說 ：「國有大憂，中外窘乏，不可專用乾興故事。若遺賜不可辭，宜許侍從上進金錢佐山陵。」（《宋史•司馬光傳》）意思是說，在這內外交困、財政緊張之際，不宜過度賞賜，實在必要的，應準許大臣們將賞賜的錢，捐獻營建山陵之用。
然而，宋仁宗拒絕了司馬光的提議，繼續大把施恩。皇帝乃一國之主，他的任何一個決策幾乎都是全國性的，全局性的，他的賞賜行為也是如此，面向的是所有官吏，涉及到公平，涉及到人心，一旦濫賞，必有不均，這就壞了規矩，亂了人心，結果便會帶來小人的攀附和仕途的奔競之風，「會哭的孩子有奶吃」，容易造成「只謀人，不謀事」現象的發生，遺害無窮。
仁而好名：如果以那麼「不君子」的思路去揣度宋仁宗，他這個皇帝是極好名的。
當然，實話實說，宋仁宗的確重視科舉，他通過三年一屆的科舉考試招攬了無數英才，使他這一朝人才輩出，群星燦爛，造成了歷史上少有的「人才奇觀」現象。
但對于人才的吸收，宋仁宗在做法上又太「不拘一格」了。比如，當時，成都有一個舉子給知府獻了一首詩，中有 ：「把斷劍門燒棧道，西川別是一乾坤」，意思是只要守住劍門關，用火燒掉入川必經棧道，就能割據一方，與朝廷分庭抗禮。
這自然是考生因屢試不第想走「捷徑」而出的招數，但這首「反詩」嚇壞了成都知府，他連忙把舉子捆綁至京，請求宋仁宗治罪。
宋仁宗了解情況后卻哈哈一笑說 ：「這不過是老秀才急于求官而做出的荒唐事，不足以治罪。可安排他去偏遠小郡，出任司戶參軍一職。」寫反詩的不但沒受到懲罰，反而在皇帝那謀得了官職，這一方面反映了宋仁宗心里的明白通透，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他的寬容大度，對言論的寬松態度，但同時也反映了他因「好名」而滋生的「濫賞無度」，處事隨意，毫無規矩可言。
在個案上如此，在決策上他也是如此。宋太宗時，科考政策規定，考生凡過了六十歲后就不能再參加科舉考試，哪怕考中了也不能授官，到了宋仁宗手里，政策就調整為 ：只要年滿六十歲，無論考中與否，全部授官。
這不僅帶來了虛報年齡的問題（官員的年齡常常有「實年」與「官年」之分），更帶來了規矩之亂和冗員增多的問題。
所以，宋仁宗「仁」的背后，也有碧水下的沉渣和鮮花下的污泥，不能一美遮十丑，「好心辦壞事」與「好人辦壞事」的現象也并非孤例。
而且，宋仁宗之所以有「千古第一仁君」美譽，其實也與他優待文人士大夫無所不用其極的「仁慈」和「好心」是密切相關的，因為，歷史畢竟都是文人記載的。
蔡東藩在《宋史演義》一書中評價宋仁宗說 ：「仁宗之駕馭中外，未嘗不明，而失之于柔……仁宗以仁稱，吾謂乃婦人之仁，非明主之仁。」
話雖愨直，但卻是知人識人之言。
